第一部完(10/15)
的课，训导主任跑来通知我说：“你今天不要上课了，把你两个弟弟带回家去吧，他们一个尿了裤子，一个打了架！”
学校离我们家，要走一大段路。平常，都是我带着两个弟弟上课下课。那天，我领着两个弟弟回家，看到他们嘴上画的红圈，和小弟的湿裤子，真是觉得丢人极了。两个弟弟还气呼呼地嘟着嘴，路人都回头看着我们笑。我又羞又恼，对两个弟弟说：
“早知道，你们两个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，找回来干什么，这么麻烦！”
话才说完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的凄凉惨状，不禁大大后悔起来，心中一酸，泪水就滴滴落下。小弟见我哭了，就也哭了，用手拉着我的衣襟说：
“你不要哭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！”
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，眼眶就也红了起来。我在那一瞬间，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“长姐”，两个弟弟，终生都是弟弟，不论他们怎样，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。于是，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，三人一路哭着回家。到了家里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，拼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，就怕父母看到了，会和我一样伤心。
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。记忆中，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。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。冬天的上海，冷得出奇，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，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。每天三个人手牵手地去上学，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，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、甜甜嘴，但是，身上没有钱，就是吃不到。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，人人手中一大串，只有我没有。那时，心里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有一串橡皮筋，直到离开上海，愿望都没有实现。
说实话，从小，我就在困苦中长大。但是，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，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。
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，因为父亲的收人实在不够维持（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，父亲骄傲地拒绝了。只有大舅母，变着花样，吃的穿的，经常往我们家送），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，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忙了，每天下了课，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。我家那张大书桌，已不够我们睡，我们就打起地铺来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。
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。但是，也就在那年，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。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《可怜的小青》。父亲读了，似乎颇受感动，他帮我寄给了《大公报》的儿童版。当这篇稿子注销来之后，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，兴奋得茶不思、饭不想。把自己这篇短文，读了起码一百遍。可怜的小青，到底写些什么？如今已不复记忆。但，顾名思义，那“可怜的小青”，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！
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，我开始迷上写作了。每天下课回家，就涂涂写写。那时，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，演出曹禺的《北京人》。当年，小四姨是个胖妞，很有喜感。虽然不是主角，却是重要的次角。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，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，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。看完话剧回家，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。不会分场，我全写“独幕剧”。人物一多就搞不清，我全写“双人剧”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乐此不疲，父母看了我的“编剧”，只是笑。因为我的取材，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“对白”，所谈的问题，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。
我这些“剧本”真可怜，从没有发表过、出版过，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。最后，都进了垃圾筒。
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，渐渐有了朋友，学会了说上海话，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。我会一个人逛书店，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。也会抱着妹妹，去外白渡桥上看船，看落日。每到星期天，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——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